将金庸先生和阿嘉莎·克莉斯蒂联起来想一想，是会发现一些颇有意思的文学现象的。而且，其现象超出文学本身的话题，与我们人类的休闲方式关系密切。
不消说，读书是人类传统的休闲方式。
于是便有了伟大的休闲小说作家。
我觉得，金庸先生乃是当代接近于伟大的一位休闲小说家，而克莉斯蒂则确乎是伟大的了。金庸先生的小说，将中国武侠故事演绎得别开生面，荡气回肠，几乎全部被改编成了电影或连续电视剧。半个世纪以来，受到着最广大的华人的喜欢，引起西方汉学家的高度重视。
一位小说家，以他的小说作品为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之休闲阅读服务，服务效应获得普遍的公认，难道还不接近于伟大么？
至于克莉斯蒂，其服务效应就更加令世人瞩目了。这非凡的女性，一生写了近百本书，除了80本侦探推理小说外，还写过许多短篇小说和十几部剧本。在全球她的侦探小说被译成百余种文字出版，在西方，她的侦探小说重印达198次，总印量仅次于《圣经》。
真的，在我看来，这位名副其实的侦探小说女王，其成就实在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啊！
一百年内，在世界短跑史上，会有人超过女“飞人”乔依娜么？
一百年内，在世界文学史上，会有人的成就举目公认地超过克莉斯蒂么？
这么一想，不禁的心生肃然。
当柯南·道尔逝世以后，英国举国悲哀。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》曾这样评论———“英国再也不可能产生第二个柯南·道尔了。”
似乎偏偏要证明这一评论是错误的，克莉斯蒂的成就和影响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柯南·道尔。比利时籍的私家侦探“波洛”的知名度，也和福尔摩斯的知名度一样高。
像金庸先生的中国武侠小说也深受许多中国读书人士推崇一样，克利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同样征服了许多欧洲知识分子。甚至连法国前总统戴高乐、英国前首相威尔逊，英国皇太后玛丽，都曾公开承认欣赏她的小说。
《纽约时报》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：
某夜白宫的总统睡房里灯光彻夜长明。第二天早上员工们看出卡特总统双眼微肿，关心地说：“国家公务重要，总统先生的身体也很重要。”
但卡特总统却诚实地回答：“谢谢。我其实几乎一整夜都在读克莉斯蒂的小说。”
为什么中国产生金庸，英国产生克莉斯蒂，而不是反过来呢？
要知道，中国文学中，探案小说的渊源也很长久啊，要知道，英国的历史中，足以构成一部部侠士小说的素材也不少啊！
又为什么，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国人，几乎从小都爱读武侠小说，而那么多那么多的欧洲人，几乎从小都爱读侦探推理小说呢？———起码从前是这样的。
爱读武侠小说的中国人，于休闲的同时，亦获得另外别的什么心得呢？
爱读侦探推理小说的欧洲人（60年代以后的日本人，也开始爱读此类休闲小说），其兴趣又为什么会维持至今呢？
显然，武侠小说的“文学气质”是反对旧秩序而且张扬民间正义的。
显然，侦探推理小说的“文学气质”是一种法制前提之下形成的“气质”。是协助法制的，是反刑事罪恶，破坏刑事阴谋的。是称颂法制智慧的。
因而，我们从克莉斯蒂的小说，以及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中，除了看到大智慧的波洛，同时几乎必看到代表国家司法的官方办案人员。只不过后者们在波洛面前往往显得经验不足罢了。
在旧时代，人心向往武侠，向往清官。有道是“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”。金庸小说反映的旧时代，武侠代表了人们的向往，难免带有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。
茶馆里，大侠一剑挥去，威而恶者人头落地，听书的人们往往一片齐声叫———“好！”
读克莉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，则肯定不能是集体的休闲，则肯定是静悄悄的时光。克莉斯蒂的小说中，几乎没有也完全不必要有什么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。
克莉斯蒂曾公开表示———她创作侦探推理小说，并非出于什么高贵的目的，只不过是要娱乐读者，给阅读的人带来满足的喜悦。
这肯定也是金庸先生创作他那些武侠小说的出发点吧？－
人类对休闲的需要，永远强过于接受某些高贵教育的自觉。而这是符合人性的。
娱乐读者，给阅读的人带来满足的喜悦，这样的小说，这样一种为人类的休闲服务的精神，细细想来，其实本身就是应受到尊敬和感激的啊！
目前，贵州人民出版社已经全部买下了克莉斯蒂的毕生心血之作———80种侦探推理小说，且已翻译出版。它们的出版，为我们当代中国人的休闲又提供了可喜的内容。
愿克莉斯蒂在中国也渐渐地家喻户晓……
